文：李竞恒

  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早在尚未用纸作为官方文件传递材料的时代，东亚大陆上相当大一片区域已经被高度地以统一模式由村社到帝国中枢组织了起来，并且这种宏观型态一直持续到公元第二十世纪的初期。这里之所以没有使用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便在于古代的东亚大陆大宏观的意义上，无论是文明建构、社会系统、文化体系、经济组织等很多方面都应该被视为一个有机的，不能分割的整体。而且时代越接近早期历史，这之间需要强调差异的因素就越少。例如我们很难将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王国同现代中国地缘上的西周王朝视为割裂的不连续实体。而交趾支那地区越南的安王国则是大陆四川盆地那支带有古羌文化元素的开明氏王国南迁成果[1]。因此我们有理由将古代东严地区视为一个时空意义上的连续有机体，并且在这个地区不断交替着占有地理空间不同的大一统国家——秦帝国的南方疆土到达了交趾支那的北部，而汉帝国的领土则包涵了韩半岛的北部。
      尽管罗马（Rome）也曾建立帝国并将地中海变为它的内湖，但它的形成与马其顿帝国的军事扩张所创立的国家是十分类似的。即它们都不是基植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理念社会心理基础上的，有了文化本体意义上有机整体这个先决条件进而在经济、社会、制度、组织等方面相应展开的整体，所以罗马帝国以北方蛮族的侵入而告毁灭，以至于学者们不得不用“古代的”和“西方的”这两种称谓区别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与中世纪西欧的巨大异质的情形。世界古代文明唯一的连续直今的实体只有东亚大陆的大一统一儒教文明，即以一个最高权威的帝国为中心，实现中央集权，并对周边国家进行一种模拟分封。
      那么这种以东亚大陆主体上的王朝从村社到中央高度组织起来并与周边同文化的国家建立模拟的君臣关系的这种东亚模式是如何形成、建立的呢？这种模式与文明起源时便形成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等内容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首先从东亚早期的国家上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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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亚早期国家的起源方式
  （一）、家国同构的普遍性：
     尽管我们有理由确知世界上多数人类文明的国家发展经历中都曾有过君权模式，然而很难再确定另一个将从祖先崇拜转化来的家长奴隶制权威同国家本身进行了如此严密、完备整合的个体。早在埃及的古王国时代，官僚们便将亲吻法老的足部视为一种莫大的荣耀。这里的君权同样表现得严酷而且带着“亚细亚”式的特征。我们所能解释的是，法老的神圣与伟大基于他是荷露斯（Horus）神的神性以及太阳神之子的权力来源。然而这里王权本身与国家意义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王族实现了有机地结合，以至于“宗社”便等于国家。家国同构的本质在于王者以及被概念化了的这个王者所在的父系家族在极大的程度上与他所统治的国家具有等同的品质。这种理念在儒教文化圈的古本典籍中是构建伦理宗教的政治模式的一条重要理论，并随处可见。《韩非子.解老》：“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公羊传.定公四年》“事君犹事父。”《荀子.议兵》：“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老子之事父，弟之事兄。”
      “最早的国王都是由父家长演变过来的，或者说君权乃是父权的放大[2]。”我们很惊诧地发现甲骨文字中“父”字的写法“  ”与“尹”字的写法是如此相似，而“尹”字与君主的“君”字是可以互相通用的。它所透露出的信息正是王权“国”与族权“家”的内质联系。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庙堂，即是宗庙。这种作为国家代指意义的符号是王室祖先的祭祀场所。“宗庙”中祖先的柱作为现世王权合理性的象征证据被上升到国家意义。“宗”在甲骨文中被写作“  ”，它的“  ”与“示”两部分都是男性祖先生殖器的伟大象征。它们的原型可以在许多龙山时代的“陶祖”器上看到。东亚大一统宗法模式下的国家们在帝或王级的君主谥号上不段强调着家国同构的文化意志。“太宗”、“高宗”代表着某一国家的除开国君主外最伟大的统治者——无论他是商王国的高宗武丁，唐帝国的太宗李世民，还是韩国李朝的高宗大王，都符合这一套系统。  
      尽管希腊地区在爱琴文明时代普遍采用类似于东方的王权制度，但它基于这并非本土产物而在公元十一世纪完全消失。古典时代的希腊最有代表性的正是雅典（Athens）的公民民主制度。而罗马共和国则采用贵族制的元老院。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认为罗马元老院的产生是因为每个氏族首领都是凶猛的英雄与约夫的儿子。所以他们之间是平等的，要共同分享权力[3]。后来具有终极实在设定的文化，基督教在西方的确立更是成为对家国同构最具否定意义的因素。在东亚地区，这种国家理念的确立则早于希腊的古典时代。这个观念的最早来源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是几乎与东亚大陆上的文明因素同时期并在空间上包含于整个大陆的。
      美国人类学家Elman  R . service在《原始社会组织》中曾经对早期文化人类社会从蒙昧到野蛮时代开始的几种社会形态进行划分[4]。他认为这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即游团时期相当于卢伯克(Jhoh  Lubbck)《史前时代》的旧石器时代。氏族时期即新石器时代中前期，而酋邦则是马克思的野蛮时代后期或卢伯克的新石器时代后期。这里值得注意的酋邦理论把Chiefdom这个社会阶段视为野蛮与文明的缓冲时间地带。它的分层社会、酋君世袭以及有一个联系与组织经济、社会、巫教各种因素的中心存在表明了它的文明色彩。无疑 ，东亚大陆上同样具有这样一个阶段，而对国家同构的发生之源也应该放进这个框架来思考。
我们来看古中国史诗中关于神农集团、黄帝集团以及古韩国史诗中的檀君酋邦。
      塞维斯强调酋邦与原始国家（primitive State）的区别在于是否有一个机构或惯性观念导致权力袭断[5]，而家国同构正是一种文化观念确立并展开使机构、组织、运作各方面被纳入这个带着惯性的体系。因此，它的确立过程就是东亚家国同构的一个基本原因。首先，“家天下”的事实虽然在启这位用暴力手段最终确立这一体制前被禅让制所压制，但启的军事暴力并非无故。我们甚至可能推测，在他成功之前便已具有相同性质的若干尝试。《韩非子.说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古本《竹书记年》：“ 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篡尧位。”正是这种争斗的模糊记忆。并且，酋邦社会便已具有于“分层社会”(Ranked Socity)的特点。这里的分层既指某一实体内部阶级的分化，也指一个地理区域中集团的分层。这种分层我认为在早期国家阶段可以分为以氏族为单位的城市国家（Citystate）,由它们组成更高级的集团，而城市国家中已经建立了君权。集团组成联盟，越往上一级组织程度越低，越松散（具体内容将在下一章节中提到—）。所以，禅让制表现为联盟一级松散的贵族民主式的政治特征。然而在氏族的城市国家一级中，父权家长制已经建立起有力的暴力统治。因此，上面所提到的君主们为权力垄断的努力是有观念基础的——他们要把城市国家的权力模式引入到中原联盟这一政治单位中。正因为这一系列努力，所以《国语.鲁语》说：“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戳之。”父权开始无限放大为一种伟大的权威力量，这正是家国同构的基础之一。
      第二，在这种为世袭“家天下”统治模式放大的努力中，“家天一”的观念同样影响着禅让制的实践过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尧欲传天下于舜。鲸谏曰‘不详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在鲸与共工的观念中所包含的思想是传位的对象必须具有高贵的血统与家族关系，不能随意传授给“匹夫”。这种血统观念包含着“家天下”的意味。《史记. 夏本记》说禹在舜死亡以后“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可以想见在他的观念中，“家天下”是一种正识、正常的情况。只是因为“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他才成为这个政治体的最高行政者。这是公元前2500上到２070年间的家国同构意识。
      然而在此前更早的时代，追寻到酋邦向早期国家过渡的公元前4000年[6]，我们同样有证据表明家国同构的发生因素已经存在。（1）、带有军事守卫功能的城堡出现标志着社会的组织化与权力的支配范围的扩大，并显示着动荡与不安的局势。目前已知的这种古城包括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澧县城头山遗址与黄河下游滕州的西康留城址，黄河中游的西山城址[7]。（2）、公元前4000年纪开始发生的这一系列新而复杂的情况促使族权的权威更迅速由公共权力演化为私人权力。“王权的第三个来源和组成是族权……依据血缘谱系，由家族而宗族，再由宗族到公族王族，权力逐层向上集中，形成族内的世袭等级地位[8]。”这说明东亚的家国同构文化现象的历史性本源因素出现与父权制的确立是同时期的。
古韩国李朝使节权近于1396年访问宗主国明朝时作诗向帝国的太祖皇帝回答关于韩半岛早期文化时代的问题：
      传说洪荒日，檀君降树边。位临东国土，时在帝尧天。传世不知几，历年曾过千。……
后来其子代，同是号朝鲜。
      它用汉化的诗歌体传递了古韩国的史诗信息。当大陆中心处于尧统治时期，神灵桓因的儿子桓雄来到妙香山建立了一个“神城”。他与由熊变成的女人结婚而生下了一位成为国君的英雄——檀君。这位英雄同时兼任着阿斯达山的山神，他活了一千九百零八岁才死去。他的土地被同为东方族系的商王国支族所占据，建立了箕氏朝鲜。檀君主史诗所透露出的信息至少有三点：（1）、韩半岛的社会在公元前4500年纪已进入了世袭制的父权系统。（2）、与桓因氏联姻的族团是是以熊为图腾（Totem）的氏族。（3）、檀君氏还处于酋邦或邦向早期国家过渡的阶段，它的父权统治者在史诗中在位1500年，反映了父权世袭交替的一段很长统治时期[9]。檀君氏从酋发展到早期国家，传承着桓因氏的“家国”传统。并延续了十个世纪以上，而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文明因素还没有整体性地植入到半岛。因此，从家国同构的普遍性来看，它包含于东西大陆的文明基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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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理因素对社会、文化形成的作用：
      尽管一种文明形态的宏观或具体架构并非最根本源于地理或生态因素的作用，但我们无可否认基础于环境、地理等客观因素对文化性形成的巨大影响。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文明性即决定于这些因素。“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是自然的生物。作为前者而言，他们是主动的；作为后者而言，他们又是被动的。也就是说，任何文化创造者都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制约。或者说，正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而决定了各文明民族文化之差异[10]。”正因为地理、环境制约的因素，所以东亚大陆普遍的精耕、内聚、宗法、封闭的稻作村社与“亚细亚的专制王权”之间那种互为因果的紧密联系的产生也可以在地理或环境对象上找到原因或重要的原因之一。
      东亚大陆的农耕方式决定于这一地区的古代的地理原因。由于距离冰期结束的时间不远，所以世界上最早人工种植水稻的地区——长江流域在一万二千年前才能种植。这些早期水稻已经被江西上饶仙人洞遗址、湖南道具玉蟾岩遗址的人工培植稻所证实[11]。而到公元前8000年纪，由于气温的回升，稻作农业的活动范围向北扩散到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和江苏溧水回峰山神仙人洞遗址等更靠北的地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则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纪出现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12]。因此，东亚大陆——中国南方、韩半岛、日本列鸟、交趾支那的稻耕文化的起源是产生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并且在酋邦时代的公元前7000年纪的稻作生产分布应该包含了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北纬38度以南的广大范围。而稻作生产这种对水源、灌溉以及社会组织化相对较高的耕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这个时期社会关系的具体形成。因此，并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东亚大陆在早期文化阶段已经形成了类似于现代的北方、南方不同的耕作制度[13]。我们所能确定的东亚古代农作布局的区别在于淮江河、汉水以北的平原与黄土地区所采用的是一种在雨量、灌溉要求条件比较高的环境下实现的旱作谷物与水稻混植状态。胡厚宣先生对商代河南省的农作谷物品种分析为：      黍、稻、麦几类型大的品种[14]。因此，我们可以把整个东亚社会文化现象形成放入到地理、环境、气候的宏观视野中去思考。
      黄仁宇先生曾对这种现象的历史形成作出了比较有价值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在公元前，即因防洪、救灾及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之侵犯构成在个统一的局面，以文官活 ，实行中央集权，可谓政治上的初期早熟。”这种“统一的局面”的形成关键在客体因素上表现为：（1）、黄土（Loess）由风力堆积而形成华北耕地，但由于黄河的挟带使大量水灾成为可能。《春秋》公元前651年齐侯在葵丘的会盟便提到了“毋决堤，毋曲防“的号召。《孟子》中提到治水11次，而东亚大陆的降水主要靠冬、夏两季气旋风（Cyclonic）的作用。对于雨量、溉灌要求条件比较高的东亚古代耕作方式而言，不稳定的降雨或旱降客观上要求社会集团不断扩大。（2）、东亚大陆北纬四十度有一条“十五英寸等雨线”（15——inch  isohyet  line）将它以北和以南分为游牧和农耕两种生产、文化型态。长城的走向大致与这条线是符合的。因此，中原地区必须组织比较强大的权力高效率地防卫农耕地区[15]。这种形势的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在公元前2000年纪的辽燕夏家店文化上便体现了这农耕与北方民族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对峙面对的紧力。“夏家店一层文化……形成土石筑的‘城堡’，这种城堡在辽宁喀左一县内就已发现300多处……恰与以后的燕、秦长城平行或重合[16]。
      对于以稻作农耕为重要特点的东亚早期文化时代，由于灌溉道等公共工程不可能在一个小的政治实体内完整展开，这里所需要的是一个更有力的高居于若干公社之上的王权专制力量。“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广，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17]。”这里我们对古代东方专制王权的建立很容易联想到古埃及。在公元前3100年时法老美尼斯（Menes）便统一了埃及而建立了第一王朝。此前的尼罗河下游延岸曾分布着众多的以城市为中心的诺姆国家。这种国家的发展阶段十分类似于东亚那种内部经力统治的由酋邦发展而形成的“城市国家”。同样，古埃及的众多小邦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技术饱合度以后同样迫切需求对灌溉渠道等公共工程的统一组织方式，而尼罗河从南向北流入地中海，河域支系极不发达，因此在地缘上埃及所有的农耕地带可以完全预见，统一的专制王国的出现并非偶然。这也是埃及比东西更强烈、更早地出现了统一政治、经济和文化专制王国的重要因素。因为东亚地区的河流呈网状分布，而农业聚落的产生和运作地点大多都处于河流交汇的三角洲地带。“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于黄河本身，他所依据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那一种两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带，这是一个水桠杈，中国古书里称之曰‘ ’， 是在两水环抱之内的意思。中国古书里常称渭 、泾　、洛 ，即指此等三角地带而言[18]。”所以，东亚地区的情况更多是源自于灌溉农作与集体抗灾的组织要求。
      基于地理、气候、环境等客体因素对社会、文化形成的作用，使至少尼罗河下游与东亚大陆有产生高级权威的必要。然而，只有东亚的模式才发展成为家国同构的抽象权威成为所有农田的所有者，并且这些东亚中心帝国或周围王国们基层村社的内聚、自足、公有又是这个权威存在的一个重要保障。同样，君权至上的埃及或者是美索不达米亚(Mesoptamia)的巴比伦王国都没有发展成这样一种有机的型态，关键是在于它们没有典型意义上、从对本体建构的形而上学到体制、技术、器物层面一层层展开的“家国同构”文化。所以，家国同构是无论“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n  mode  of  production)还是从集体公有农田到世袭特权群体在产权上占有农田的关键所在。王家范先生对这种伴生着地理原因使公共权力必须转变为高级权威阶段的“从集体到王有”作出了发生学的诠释。他对仰韶文化的农耕聚落遗址作出分析，并举例羌寨遗址的考古证据。这个遗址的农田是多级分层所有的集体土地。这一点可以通过谷物储备作用的大仓库形制得到线索。这里农田被划分得最低的级层在定期重新分配，即经营权并不固定的情况下由小家庭经营着[19]。这样的型态是比较典型的东方古代农村公社的状况，而级差使用农田的社会运转方式使农业产品的剩余必然被公共权力所支配。联系到酋邦理论中的权力、公共权力向特权专制土地 有型态的过程与必经阶段，而这种型态的成熟与定型可以被确定在商王 、箕氏朝鲜这一时期：
      （1）、殷商时期的每一个别的公社农民只有通过其所属公社才能领得自己的份地。正因为份地所有权在法律上属于国 王，所以每一个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了就属于这个最高统一体[20]。
      （2）、根据古韩国李朝学者韩百谦的《箕田考》所作出的研究，那处被整齐划分的“田”字形公社土地——箕田有4 个区，而每个区域有70亩的农田。与甲骨文字中“田”字的字形如此接近，所反映的是古韩 的国有农田所有制。
      （3）、古代日本列鸟上早期神权国家的部民制度将农民与农田两种要素结合在一起，使他们共同构成那个自称是太阳神子孙、也是国家化身的巫王财产。而这正是日本天皇信仰的社会基础。“日神不仅被视作天皇家族的祖神，而且被奉为全日本的生神和国土神。天神不仅仅是权力的代表，还同时代表着民族利益[21]。”这种典型的家 同构文化结合了稻作农耕方式的社会组织要求，使“分为百余 ”的日本列鸟被“万世一系”的大和国统一，而这种社会政治集团的集中、合并趋势正是东亚大一统国家形成中最重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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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差政治实体到平行实体的复合趋势
　　对于最早期的政治、社会、经济实体在野蛮时代末期与早期文明中表现为酋邦向原始国家的过渡，这个阶段在东亚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以氏族聚落为单位的酋邦时期；以氏族或部落城堡为单位的城市国家时期；以集团联盟到方国的国家时期。这是对时间发展的宏观顺序意义上的排列。而实际上这种排列的变化是源自于级差政治实体之内、之间权力不断集中这个趋势的。当它发展到第三个时期，在公元前2500年纪左右的东亚大陆上已存在多个没有君臣确认关系，空间、地理上平行排列，但权力又在不断变化的方国群。这个阶段在公元一世纪的韩半鸟与公元二世纪的日全列岛上演着。

（一）、中国早期文明的政治实体复合化
    前面我们讨论了在酋邦中已经存在了一种分层社会下权力。“从权力发生学和后世民族志的资料看，公共权力向个人权力转化首先是在小群体内实现的[22]。”公共权力在东亚生产形式的作用下被无意识地首先在最基层的实体里实现了向特权权力的转化。这种普遍现象大量发和一起公元前4000年纪的长江中游地区，在几百年内，相继确定于整个长江、黄河流域。
    湖南澧县的城头山遗址是大溪文化早期的城堡。到了屈家岭文化中期，在遗址东面10多公里处建起了更多的鸡叫城，与这个地区相邻的汇汉平原上则出现了江陵阴汀城、石首走马岭城堡等10座城址。表现为一种之间没有宗属关系并相当独立脚点平行状态。在黄河中游的郑州西山则发现了公元前3300年筑造的西山城堡遗址，公元前3000年则在黄河下游出现了滕州的西康留遗址。任式楠对这些城堡进行分析到：“他们生前据以活动的那些早期城市，当即是社会统治者的统治权力中心，王权的所在地……作为一定地域内政治实休统治中心的一些早期城市，它统治地域的大小心，取决于实力的强弱，并处于一种扩大缩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围绕着大型中心城市，存在着一批从属性、卫星式聚落，众多中小型聚落的规模等级有别，大体形成了都、邑、村三级的层次[23]。“
    我们可以将任先生分析的引容分成时间上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氏 族聚落发展而形成的城堡及它周围的农村地区构成一个国家，并且那人家国同构下的父权权威便居住在那个充当了国家中心的城堡中。第二个阶段，当这些早期国家间因为政治联盟、文化结合、军事威迫等多元因素而在文化上比较接近、地理上邻近的国家们组成一个更高级的政治单位。这个单位中的权力运作方式可以是军事色彩较浓厚，类似于北美易洛魅联盟中较平等的首领会议制，也要以是由一个族群的国家在这人单位里处于支配地位。而其它参与者们则处于宗属于或其它暴力手段来实现。大量城堡垒的林立暗示着这一点。《礼记.礼运》“城郭沟池以为固。”《墨子.七患》：“城市所以自守也。”《吕氏春秋.君守》：“鲸筑城以卫君，造郭守民。”何介钧则基于这个现象认为：“掠夺战争发生，因此防御设施成为必要[24]。”考古证据显示，仰韶与龙山时代过渡时期战争表现得最为激烈与残酷。
    （1）、战斗人员的死亡：宝鸡北首岭是一个仰韶文化的遗址，编号为77M17的墓葬中，墓主失去了头骨，而用一个尖底的陶罐代替[25]。龙山文化的泗水尹家城遗址中，编号M139墓的那位青年男性只剩下了脊椎、骨盆和部份肢骨，左手旁有一把象征权力的玉刀。M133号墓的那位使用权用骨矛的战士同样骨架不全。M5号墓甚至只有空棺材，它的墓主是一名战而没能找回尸体的武士[26]。
    （2）、非战斗人员的死亡：邯郸涧沟龙山遗址中一个圆沆里杂乱地埋葬着10余具男女老幼的尸骨，而在一个废弃权水井中埋着五层作挣扎状态或被斩首的男女老幼[27] 。同样在尹家城遗址的房屋中，有6名非战斗人员被敌方族团屠杀。鉴定结果表明，他们是老人1 名，13岁以下儿童4名[28]。
    正是东亚地区的政治面目模式与耕作模式的综合需求，使进入早期文明的政治实体从最基本单位间发和互动，这种互动的形式表现为战争或文化优势上的挤压。A、《路史.前纪卷五.》：“大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刘；昆吾之战，五十战而后济。”考古表也明确表明了那个代表了西部文化教育共同体族群的仰韶文化在公元前４000——3500年之间不断受到侵并而显示出消亡与融解到另一个平行实体的趋势。“西王村人、秦王寨人、大司空人，都受到了来自外部的种种侵袭与挤压。但其内部组织状况不详。……自关中到中原各人群间的差异日渐突出，仰韶文化的基本特征也逐渐消失，一种新的文化群体将要在大规模地碰撞与交汇中产生[29]。”正是这样一种不可逆的历史趋势使政治实体在几个区域内守成了级差实体的复合，也就业是若干个城市国家组成了集团，而几个集团则组成了联盟通过威权最强大的方国——无论它是夏王国还是商王国，它都与方国没有真正意义、制度上的建立君臣关系，尽管时间的越靠后越表现出“盟主国家”的其它国的控制能力强化，而这个过程就是平行实体间的复合化。

    
     图A　　　　　　　　　　　　　图B
    图A所显示的是时间秩序寂这种政治实体的演化过程。图B则显示了级差政治实体的复合化过程。正是这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使秦汉时代的儒生们有条件将黄帝族团时代的社会型态假想成后来的大一统商国模式。《史记.五帝本》随处可以发想这种观念构架的早期国家权力的运。“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南巡狩，崩于苍梧这野。”等等公似乎告诉我们，一位冠冕持笏的理论圣王正在用礼乐完整地挖制整个东亚大陆。而真实的历史，例如，长沙马王堆帛书《十大经.正经》所透露出那些政治单位间复合化过程的酷烈与之形成巨大的对比：“黄帝身 （遇）之（ ）尤，因而禽之。剥其囗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 其发而建之天囗，曰之9（ ）尤之 。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囗之苦 ，使天下  。”残酷的暴力互动使弱势的单位成为臣服者。徐旭生先生说：“不惟古人不绝他族的祭祀，并且当两个部落还没有同化的时候，不同战败部落的贤能携手，是不有继续相处的办法[30]。”王大有先生也说：“在此基础上时合时分，互相冲击、分化、融合，终成大一统的集权国家。这些发展轨迹皆因中国是以大陆性农业民族为主体的缘故[31]。
    权力的复合使用权国家单位所控制的实际领土面积不断扩大，而一个族群单位通过联姻等因素产生并分出物次生单位则可以扩大的既得利益而得到领地的分封。这了是分封建）（Subinfeuda  tion）得以生成的原因——分封必须伴随关军事活动，它的最早原型也许是酋邦的聚落里，原生氏族分殖出的次生氏族与母族间便存有一种先验的宗属权力关系。考古现象表明，公元前6000年纪的稻、小米混种聚落，比如河南的裴李岚遗址酋邦聚落以一个中心墓地将聚落分为五个区域以一个规格比较高的大房了作为主体[32]。这种区域所意味物正是聚落内的基层细胞，那个中心的大房子作为这个群体一切活动展开的中心，而当姜寨再扩大时，这些细胞将成为一次生聚落，表现出一种分封的品格。随着一个单位内父系威权使家国同构结合于大陆农业模式所形成的级差政治实体权力的复合化，这种品格逐渐成为伴随战争手段的一种惯性。他们有可能将自已族系 的城堡筑造在敌方的废墟上或者将敌方臣服单位虚拟为自已的子级次生单位。这种虚拟的心态与后世东亚大国模式下的模拟分封有着内质的联系。
    酷烈的战争与由级差权力复合演化到向平行权力的复合阶段，国家的数量日渐减少，这种宏观粗糙的数字减少反复出现在古代典籍中。《淮南子.原道训》：“（禹时）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用民》：“天下万国，至天汤而三千余国。“《战国策. 齐策四》：“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史记..陈杞世家》：“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国家的减少伴随着一定数量的再封建，是政治活动的最重要主题。《五帝本记》中的黄帝氏“教熊、罴、貔、貅、 、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这里的动物们也许下百黄帝氏联盟下不同图腾腾对象的集团，而“黄帝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反映的则是它子级单位得到的分封内容。这个过程与灭国伴随着分封，从仰韶文化直到西周初期长达数千年的过程。后世东亚大一统国家模式的前题便是大陆上存在国家的主体由平行单位转化为被封分的单位。 

（二）、韩半岛与日本列岛早期国家的权力关系
    前面讲到了公元前1000年纪箕氏朝鲜取代檀君朝鲜是殷商支系族群向北方迁移的一种武装殖民活动。商王国的农耕社会与生产型态比较完整地保存在了韩半岛的社会。同时，在公元前1260年左右，长江流域的粳稻耕作文化传播路线，多认为是由长江下游沿海北上至山东、辽东而传入朝鲜半岛西岸沿海地区，并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北九州[33]。“这使韩半岛的耕作制度必须适应与长江、黄河流域地区农耕社会的组织型态。
    韩半岛可以被视为南、北两个有较多差异的经济、文化区域。它的北部经历了三次来自外部文化的影响。即箕氏朝鲜和汉三郡的设置。意味着它的北方文化教育可以比较高水平地保存古中国的经济文化秩序。因此基础于稻耕文化和父系权力的设置而引起的级差权力复合的典型史实应该视为三韩酋邦向国家的发展以及完成半岛的统一。
    在公元一世纪的东北亚地区包括集权统一的汉帝国，东北地区半岛南部的高句骊酋邦——这个时期它迅速地完成了向国家职能的转化、夫余族、挹娄族和韩（Corea）。“韩”这个政治、社会群体与半岛北部文化有着比较大的区别，我们似乎可以将它视为由三个酋邦集团组成的联盟，它在史籍中被称为“三韩”。“韩分马韩、 韩、 韩三种，称为三韩。马韩在西，有五十几个部落； 韩在东， 韩在南，各有十二个部落。马韩最大，有些大部落多至万余家，大小部落总户数约有十余万。部落间和部落内部大小酋长各自作主，不很相统属[34]。”正如前文所陈述的关于早期国家那种权力实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权力的发生最先必然仅仅限于一个比较小规模的单位之内，基于父权到国家同构模式的过渡或生产手段、环境地理因素的必须而促使权力发生级差间的复合中间经历的则正是那个“各自作主，不很相统属”的阶级。
    组成与韩集团的酋邦是54个。我们发现这些酋邦中出现了权力复合的趋势，因为马韩的月支酋邦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马韩集团的政治运作。月酋邦的那位行使父权的家长兼酋长（Chief）自已授与了一个“国王”的封号——辰王。至少我们能感受到他主观意志的理想并不是一位父权酋长，而是“辰王”。这种意志既是东亚早期国有形成权力配置情态下的非偶然，也是促使韩半岛国家权力纵向、横向复合化的动因。这位辰王既因为肢酋邦主导着马韩集团而称为国王，也因为马韩是三韩联盟的支导单位而被视为“大君长”。权力在这里表现出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这个实体中主导权威以其它单位的支配权。“马韩肢部落酋长号称辰王，算是三韩的大君长。辰韩、韩大小酋长都是马韩人，不得自推酋长[35]。”而与黄河流域地区十分类似的势态，暴力手段成为促成更高级权威、国家形态确立的主导因素。马韩集团的百济酋邦用战争手段统一了马韩集团。中原东汉帝汉的末期，百济仇首国王通过辽东公孙康的势力用战争统一了马韩。古尔国王——仇首的儿子，用国家官制开始运作国家的权力。百济王国诞生了。
    辰韩酋邦似乎保存着与中国北方地区更多的文化联系。《后汉书.东夷列传》称他们为秦帝国残暴劳役制度逃亡北方国民形成的群体，“所以在语言习惯上保留着与公元前3世纪末的习惯”其名国为邦，弓为弧， 为寇，行洒为觞，相呼为徒。”而实际的人类学常识证明，辰韩只能是半岛土著与来半岛稻耕社会处于一个阶段。随着铁制农具被 韩人的广泛运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生产制度发展的速度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它的社会权力关系迅速以级差复合完成向平行复全的转化，而这正是新罗王国现的基础。“大约在公元前后，斯卢部落以金天（今韩国庆州）为中心，联合六部组成联盟，酋长由朴、昔、金三氏担任。到奈勿王（356——402年在位）时，朴、昔两姓不再担任部落首领，形成了金姓世袭的王权，国家体制也逐渐建立起来[36]。”A、国有权威的建立与权力的统一化意味着新罗王国从建立之初便具有很强的集权统治技术，似乎与夏、商王国相似，它们在邑土领域内部进行着同族系的不完全半岛南部分封，或者说氏族仍具有一一的自主权。“新罗的地方行政组织，虽然具有中国式的州、郡、县等名称，但实际上主要由同族集团构成。在同族集团之间存在着身分差别，下层的依半岛南部附性集团属于曲等 民[37]。”这里所指的族团也可以看出浓厚的公社农田组织的性质，而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是国王。辰韩向新罗的转换，马韩向百济的转换以及高句丽势力向半岛的南移，韩半岛终于形成了稳定局面持续了数个世纪的平行权力向复合化演化而进行战争的“前三国”阶段。
    我们大致可以将日本弥生时代后期与推古女王改制之前这段数百年间的历史视为早期国家的权力从纵向时间产生到横向平行复合化完成的过程。弥生时代末期，稻作文化确定并发展出的北九州地区的聚落酋邦所处于的状态表现出那种以前少有的军事色彩，似乎与争夺水源、溉灌、人口、土地的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公元一世纪日本列岛的早期国家们同与之发展大致处于同一个社会阶段的大陆龙山时代中后期作一个比较，会清楚地发现它们惊人的相似。广阔的华南、华中平原地区那“执玉帛者万国”的状况与狭长的岛屿上那长期的“分为百余国”的日本经历着同样的历史轨迹。
    《后汉书》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当三国时代到来时，《三国志.魏志》：“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东汉时代列岛上那“百余国”的状态到三国时期被记载为“旧百余国。”其中透露出的信息是弥生著名的神权国家——邪马台国，或者说邪马台国是一个二级制的早期神权国家的集合体，它实行着神权与行政的公裂。《魏志》提到它那们被封为“亲魏倭王”的巫权女王 弥乎“事鬼道，能惑众。”这们身具 能的女王登基时年仅十四岁或十五岁，她从一神权延续了68年，她的性格与行为是典型的巫王（Lickking）[38]。对于北九州这个最早实现稻作本土文化并由此展开国家结构演化的优势国家体，它之所以没有成使列岛上最后完成平行权力复合的成功者 ，原因大致有：（1）、神权与行政、军事、氏族的权力分割，卑弥乎并不直接管理国家，而是通过一位她在人间行使权力的代言男性以神启手段宣示国家意志。（2）、父权社会的形成并没有使用权家长制、王权、军权结合而造成家国同构的要劝告紧密结构，权力缺乏展开和后劲的空间。
    基于这种特点，本州的大和国才得以完成“万世一系”的神王集权制国家的建设。《宋书.倭国列传》中大和国“五王时代”向中国南方帝国——宋的上表中说：“封国偏远，作 于外。自昔祖弥，    ，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这里大和王国的国王宣示，自已的国家是一个与“毛人”、“众夷”的接受大陆文化因素较者们的对立面，自已用军事手段正努力统一这个权平行的列岛。这个时期的大和王国表现 了的是强有力的社会管理、调动和组织能力。这一点从军事活动和巨大的古坟建筑体现出来了，以至于这个时期在考古学上被命名为“古代时代。”
    大和国的社会是一人从国家建构方式到基本单元都体现着父权、王有的“亚细亚式”品格的早期国家。（1）、这个社会的家长拥有巨大的权力，不仅子女的婚姻要征得家长同意，子女的生、杀、买卖等处置权也掌握在家长手里。（2）、婚姻尽管还带有母系社会的残余色彩，但是已经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父权观念，一夫多妻与“男根中心主义”（Phallucentrism）已作为社会的基本格调与主题。（3）、土地制度中既有公社共同所有制，又有大量“占有权”概念下不完全私有的土地，如象族的田庄。而大王的屯仓——王有制居于很重要的地位[39]。正是大和国的这种国家结构使它理由幻想这样一种模式：“日出之国”的天皇与“日没之国”的大陆皇帝处于平等地位，面大和国则在韩半岛南部和整个日本列岛包括阿伊努人(Ainu)在内的地区建立起本土集权制与对其它国家模拟分封和宗藩关系的小型东亚世界[40]。

三、中国大陆主体大一统理论模式的建立
    （一）、商王国与平行方国的政治关系：
    王国维先生对商王国时代的平行方国间权田径曾有过一个论断：“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41）。”这里所提到的夏、商王国时代中原王朝与方国们的关系并没有建立起那种父权家长模型式的君臣权分层机制。方国间的关系是一种基础于暴力、实力、强弱所决定的依附或盟主与盟员间呈实地位不同等的关系。这也意味着商五国本身也是一个方国，不过因为它用暴力手段取代了夏王国的盟主地们而已。因此，苏秉琦先生有足够的理由将中国的古代国家不同时代阶段的型 态分为古国、方国与帝国，而方国的产生正是早期国家的权力关系从级差复合发展到平行复合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意义在于“方国时代是产生大国的时代，也为统一大帝田男的出现做了准备[42]。”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夏、商王国这种“大国”称为大的方国。对商五国的民众与它“四土”的方向的国家都有是“方国”。卜辞中那些国家都被对贯以“方”字：
    癸卯卜， ，贞 甫乎令 羌方。十月。（《前》6、60、6）/已酋卜、 、贞、鬼方易亡囗。（祸）。五月。已酉卜、内、囗，鬼方易囗囗（祸）。五月。（《甲》3343）/令犬方。（《续》下达、11）王国取代夏的盟主地位直到帝辛死亡554年间，方国们与这个王国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具体、稳定的非变量区间。从商王国频繁的军事活动——特别是武丁以降来看，一定数量平和垢至少与商没有君臣关系的方国成为了商的臣属国家。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鬼方的历史命运。《易.未济》“ 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今本《竹书纪年》也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 。”在武丁后期，鬼方已经被商王国征服了[43]。正是这种长期的国家暴力活动使大量方国成都市臣国，他们的君主被商王室用作于癸祀自已伟大的祖先的献祭：羌二方伯其用于且丁、父甲。（《京》4034）/又台麟于大乙，用 伯印于祖乙（《读存》下915）/其用羌方伯于宗，王受又？（《甲》507）
    正是这一种长期的暴力征战，使商这个盟主地位的大方国能通过灭国而实现对本族团内部的分封；通过征服而实现臣服方国与已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宗咫关系。国家的结构性权力不断复合，而这个过程在时间上是如此之久，开始于汤的时期《诗经.商颂》：“武王载方市，有 秉 。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结束于帝辛长期播到了几乎整个东北亚大陆。“商文化青铜器的发现地点，北到内蒙的西水伦河畔，南到广西，可见商文化传布的遥远[44]。”因此，商代国家已经显示出了那种大国权力模式的萌芽——它有着数量众多的封存国与臣国。
    那些受封的国家基本主体是商的本族团成员。甲骨文中我们确定他们被称为侯、白（伯）、田、（男）等爵号，侯字被子写作“  ”，字形表明它显示了一支旗下的令箭，这与“族”字“  ”有着相当类似的同质色彩。这似乎表明商王国分封的侯大致以族为单位，并且带有强烈的军事组织的涵义，而男通过研究指出了国王的子辈、侄辈和配偶也被分封到一定指定的封地[45]。而被征服的臣国们则负担有大量的义务。国王的权威性（anthority）表现在张光直先生的图A中。
    如果一个并未臣服的方国与商王国的关系并不恶化，那么它同样负有一种象征性大于经济性的贡献义务，这种义务被西周这个重视主权的象征性而并不急切的求经济利益的重要王朝所继承，并成为后世东亚大国的大一统“天下”的基本格调。
    “商王朝在四土范围内所能直接行使的王权非常有限，甚至与四亡诸侯、方伯之间所建立的不平等的权昝与义务关系也往往是通过 间接形式和经济上的贡纳关系和军事上的联盟关系等颇为原始的方式来实现的。……可以说就是殷商王朝以七地区不同地域实现初级的行政管辖的重要标志[47]。”
    显然，方国并不仅仅表现为在平行方国政治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相当大一部分方国与商王国之间基本缺乏往来关系。那么，四川盆地中的鱼凫王朝所创造的三星堆文化同具有的文化形式与商文化之间区别的巨大，使我们相信它因为地理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关系是与商平行的[48]。基于地理因素，这个时代同类情况的方国应该居于一个相当大的比例，而其它对商有一定贡献的方国则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商王国的命运与兴衰[49]
    中国“大一统”一词正式见于的文献出处是《公羊 .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一统”是“元始”的涵义，即：是根基、基础的内容延伸。“大一统”就是强调受天命改制的基础。这个词的从事 法性是根植于“天命”的天人德性感应模式。这个模式的前题与理论基础在于宏观政治形势的变化。 

二、周公东征的意义——理论模式的建立：
　　大国一统模式的理论是在周代确立的。《诗经.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士之滨，莫非王臣。”如果没有一个被完全抽象化设定的最高法权力的理论模式，我们不能想象那个“莫非王士”的天下观。因此，钱穆先生认为：“西周时代的中国，理论上已是一个统一国家[50]。”这个理论是一个综合多位的实体，它包含了从“天命”的设定到最高权威来源的解释以及对世界的地理划分，最高权力的限制和分封的形式——“授民授疆土。”这个过程似乎是一个向中央集权过渡的过程，“它是由部落民主制向中央集权之过滤的过程中一种较为理想的分配形式，是早期社会贵族政治的一种新的形式[51]。”但它最重要的意义并非在于周天子对每一个封国都拥有法律意义上的主权并能运用最高父权权威支配已侯国，而是它在理论上肯定了那个时代人观念中的世界——北到韩半岛，南到广西，东到山东、西到甘肃的一个最高主权， 这个最高主权必须绝对地属于那个最高权威。
　　公元前1046年，方国周杀死了帝辛并占据了商国的本土，“小邦周”封存一夜之间[城了征服“大邦殷”的伟大事业，这对整个东亚大陆来说无疑是一全震动，尽管他参与了灭商战争，但其它方国们会肯定同盟主地位的合法性。然而，作为与商王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广大东方岛夷系地区是拒绝承认周人合法性的。 这从后来东方大规模叛乱可以看出来。（1）、商王室的远祖是与至上神帝有着相等和相通位格的神。这意味着商王室是至上神的子孙。（2）、作为势力并不强大的“小邦周”占领了商本土大规模战争随时可以发生。因此，存在一个权威真空。周人既不能立即用暴力征服黄河流域，也不能用血统（Lineage）论证自身的神圣合法性。（3）、《尚书.金滕》“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史记.封婵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反映的是“天下未宁”的二年后，周国的君主死亡，周国自已抵御政治的能力大降低。
　　对周武王而言，成为取代商的盟主似乎已经是最大的期望值所在。“可见，周武王曾经试图走夏商时代方国部落联盟的老路，让过去依附于商王朝的诸侯改为依附周王朝。周武王所追求的只是成为诸侯之长，并没有想到要成为商国的君主，让商成为周的臣国，“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对于武庚来说，恢复商王国的盟主地位不但有长期社会集体性铭记所造成 合法性观念，而且东方那些鸟夷系的国家们是他有力的支持者。三 与他发动了反周战争。《左传.定公四年》：“管、蔡启商， 间王室。”而周王国内部公这位富有理性精神的成年王子已经成为国王[53]。周公组织了周国本土的农民参加了周商周间第二次决战，在远见卓击败了武庚后，周公的军队又乘机对整个鸟夷文化圈的东亚大陆东部沿海地区进和地扫荡。《诗经.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 。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尚书大传》则说“（周化）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这场战争使商王国的臣、盟方国们——东、徐、奄、盈、攸、九夷、丰、淮夷等东方诸国完全从政治上被消灭。“由于这次东征不但灭了商遗址武庚，而且还打垮了商人在东方折潜伏势力等同盟国，周的势力才真正达到远东，控制邮徐、奄、薄姑等地区。这时，周国才基本上统一了黄河中下游流域[54]。”大量玫行方国的消灭意味着权力复合已完成了一资助进时代的质变，出现了大量真正属于王室的权力真空。
　　王国维先生指出这种真空的历史意义所在：“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生男 ，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55]。”正是对东方各国的征服所产生的权力真空才使大规模的封建成为可能。中世纪西欧的分封制（Feu  dalism）之所以可以确立，它的前题便是狄奥多利克对罗马和意大利的整个征服，他才能将三分之一的土地分配给哥特人并承认他们携带武器的权力。当国王码汉卡国公面对东方的征服成果，他只能采用这样一种武装殖民的方式完成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而周代的封建过程也伴随着征服战争持续了数百年。《师寰簋》中反映：“王若曰：‘师寰，越淮夷繇我贝宁每臣……公余綮命汝率齐师，纪、莱、 、夷、左右虎臣，征淮夷。”正是长期的武装殖民使周代的权力关系在实质与理论止都显示了真实的唯一权威。那些比较著名与重要的侯国们都有是周公以来的成果。
　　（1）、《左传.定公》：“王（周公）于是乎杀管权而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已卿士。”这是蔡国的建立。蔡的首都从河南上蔡迁到安徽的凤台，显示出它对东方、南方面军手表了和殖民趋势。（2）、《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肥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鲁国作为周礼的完整、充分的实践者，将周人的旧性精神传播到迷狂的东夷地区。（3）、《尚书.康诰》记载了康叔受封时周公对了的告诫。康叔在商王国的本土上建立起周人的嫡系势力，它的控制范围大致在河、淇之间的区域。（4）、《左传.昭公十五年》：“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晋国的第一位国君作为周公的侄儿得到了封地，并不段征服周不定期的“ ”、“狄”。晋献公的时期成为一个有相当实力的封国。（5）、与鲁国地位玫行的羌族国家齐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周公命令召公 册封姜尚为齐侯，“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国室。”合法地作为周王室的征服 先锋者。
　　“武王死后，三监和东方诸国即发动大规模的叛乱。这个事实表明商代以赤的联盟制已经不能适应周初的形势发展，周公制礼，不再循规蹈距，而是开创了分封诸侯的新局面[56]。”周王朝的大规模分封既成为事实，那么它们所迫切需求的只有一种合法的理论来论明其自身的合法性以及这个最高权威的俨法性。于是周公便进行了“制礼作乐”，使这个事实的理论成为一般信仰（Common  religion）。陈来先生概括周代的礼乐文明是一种“天民合一”的精神[57]。但首先宣布，尽管商的国王们自认为是帝的子孙，但上帝（周代已演化成了更具有伦理色彩的“天”）不仅仅只是一位拥有无限威办凶暴，没有情感色彩的至上神。国人的止帝（天）被解释为一位伦理与正义的终极历史监护者。李泽厚先生对个“历史的上帝”作出阐述：“由于巫史传统，缺乏由人格神直接颁布的道德律令，中国的‘宗道德’都有只是 远为含混的‘天道’，天意的名义出现；而‘天道’、‘天意’又经常与‘人道’、‘人意’相连接[58]。”这里，由一于“天听自我民听”的这个历史的上帝不再以血统的关怀来决定东亚大陆的“天子”合法性——即每一个方国乃至个体都有有成炎这个最高权威的可能性，所以“天下共主“只需要在实践中尽最大努力实现内在超越（修德）和把正义施加给每一个个体，天是，天便把“天命”降给他。这种合法性的理论模式被周围的官方以“文本”的某种形式保存，古代典籍中随处可见。《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大国殷之命。”《书.康诰》：“天亦大命文王殪厥殷，诞受命越厥邦厥民。”于是，国王国消灭商以及对“殷遗”的征服是建立在“天命”这个神圣的道德合法大厦基础之上的。
　　正是这种现世权威作为“内圣外王”模式终极的善的实践者与化身，因此，以此为标志，东亚历史过程无论是战争、叛乱、暴动、政变等一列的政治活云贵都标明了自已是为了实践一人个真实的道德，而家国同构与圣王政治实现了统一。 政（政治）教（国家道德）梧一使这个大国理论不可逆地将走向一个集团主义的帝国。“大凡专制极权的社会，政府总是控制着道德领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制定某种强制性的道德规范，并且限制其人格模式[59]。”这也是春秋时代尚存100多个封存 国，而战国时氏仅20多个王国并于221年终于演化成帝国的根源原因。

四、东亚帝国及其对周边的模拟分封存
　　当中国本土在经济、社会、政治面目、文化等多元因素都饱合地必须组织成一个集权的产国时，秦帝国便完成了这个历史的过程。然而，这种帝国从经验（experience）到超越经验（transrndet）的种种合法性缺乏一种伦理性质的证明与理论、实践的建构。但是，历史的二律背反在天这种帝国模式确立必须斥诸暴力，而西方崛起的暴全国各地国有“暴秦”终于完成了帝国的建立，而也正是因为它仅仅拥有暴力才决定 了它只能是一个过程。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东亚帝国模式匠时代是西汉帝国的建立。从此以后，政教合一并高度集权化的国家又自我幻想成周时代“天子”的王 ，而将韩半岛、交趾支那、日本列岛乃至琉求群岛上的国家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方国与臣国，并用虚拟分封明确自己与“诸侯”的关系。

（一）、帝国的构建
　　在东亚的这个“世界”中，中国黄河及长江流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中心，这个世界和宇宙的模型在这个时氏东亚居民的观念中大致为：天圆地方的世界，旧月星辰在半球形的天空中运行，而这个天空本身就是一个伦理化与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至上神，形如棋局的大地上由海洋环抱着大陆，中心大陆是“神州赤县”，而中国是这个主大陆的主体，周国分布着汉化小王国，那个中心的由授受“天命”的权威统治下的王 就是“中国”。
　　西周的《何尊》中首次出现了“中国”一词：“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延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显然，这时的“中国“所指的是河南省的北部地区。而在分封建确立后，“中国”则是指周天子控制下的王  地区[60]。费孝通认为，西周王权模式下的中国概念有三种含义，即“中土”这个京师地区现四方地理相对，黄河流域的中原“华夏”地区；夏、商、周三族活动范围的综合统称[61]。实际上“中国”观念的起源应该和萨满（Shaman）巫术的宇宙观有关。通古斯民族（Tungns）中广泛流传着“太阳照耀下的中部地区”的信仰。这与他们萨满术中“世界山”、“中心山”的理念不可分的。商代的“商”字与“中”字通用正是反映了商代人的“中国”观带有萨满宇宙观的色彩。只是随着地理的扩展，“中国”所指向的成为那个最高权威下的领土。
　　到了战国时代，中国大陆已经临界到了依靠暴力手段建立大一统国家的边缘，那个“中国”的概念被推广理解到七国民众所知地理空间的最大程度——天下。“天下”一词的字义表明，它代表着世界中心的整个大陆——天的下面的所有土地。而那个接受“天命”的最高权威也有充分理由统治这个世界。因此，孟子才会寄希望于那个人道精神“不 杀者”来完成“天下定于一”。然而，历史的二律背反正如李泽如先生所说“实际正是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矛盾[62]。”所以，这个“天下”——北至蒙古草原南界、东到韩半岛东北部、南到雷州半岛、西至云贵高原的广阔空间，无论它的华夏化程度 如何，都被以浓厚军事色彩的耕战手段高度组织起来的凶暴国家——秦所统一。对秦商国而言，《泰山刻石》清晰地表明“皇帝衰众，出兵讨伐。烹灭强暴，拯救黔首。”这个统一、集权、大国的事实造成已经是“善”的实现。至于帝国建设的具体技术开展不在这个权威的解释范围之内。因此，它一方面调动数十万刑徒军队进行各种开发和防边的帝国建设，另一方面被“诛暴秦”的伦理力量号召下的叛乱者所巅覆。这个“诛暴秦”的伦理内容中有一个重要项目便是恢复西周的最高的权威模式。无论是项籍的西楚王国还是刘邦的汉王国都被纳入“义帝的权威下。”
　　正如韦伯（Max Weber）所说：分封制度以后，俸禄制度则与取而代之的官僚行正相适应。在秦朝统治时期就已经制定出俸禄的固定等级。汉朝按照秦朝的榜样，将俸禄分为授钱和授米16个等级。这意味着封建主义的全面废除[62]。只有天人伦理建筑上稳定的帝国汉朝才能真正废止封建主义。这意味着长安的命令可以通过官方网络传递到帝国的任意一个角落。而这种事实在商代乃至西周都有是不可想象的。对汉帝国的皇帝来说，他们是西周“天子”的延续。因此，他们有理由把周边方国作为臣国的对待。所以，南越王国，卫氏朝鲜，夜郎王国以及后来的高句丽、倭国或邪马台国都被作为“诸侯”而被模拟封建。18世纪在日本福冈出土垢“汉委奴国王”金印正是汉朝光武皇帝册封倭国酋君的信证，它的第一个字贯以这个“天下”的正统国号“汉”。